平原示范区桥北乡刘庵村是黄河滩里的一个小村庄，总人口仅有700多人。一百年来，该村传承“尊师重教、耕读传家”的好乡风，累计培养清华、北大生4名，博士、博士后6名，硕士18名，大专以上学历更是多达百余人，人才犹如火焰般聚拢发光，照亮了乡民的心田，让人们感受到一种奔腾不息的黄河力量。昔日贫穷的村庄富起来了，美起来了，成为大家称赞的文明村。

　　旧社会：读书不吃“哑巴亏”

　　刘庵村民世代以种地为生，土地自然金贵，民国初年，遇到上面派粮派款、与外村土地纠纷，因为村里没有识字人，常吃“哑巴亏”。李家善、李文焕、李鸿高、杨秀真、张宗绣五人在一起商议，决定办一所私塾，教育子孙读书识字，不受欺负。村民积极响应，有钱出钱，有粮出粮，私塾很快开馆招生，穷苦人家的孩子只要愿意上，免费就读。私塾聘请宋楼村学识渊博的常先生来执教，管理严格，学生学业精进。一年冬天，常先生说他家里遭了灾，过不了年。李文焕听后，背上自家两斗粮先送到先生家。然后村中几家富户商量道：“哪怕咱们自己饿肚子，也不能让老师没饭吃！”他们纷纷从家里搬粮食，共同装了一牛车粮食给常先生家送去，在县里一时传为佳话。常先生非常感激，教育学生更加用心。后来，又有了新式小学，刘庵村几乎每家都有了识文断字的人，写信、签合同，即使是打官司，再也不用去央求外人了。有几个学生还考到了县城，甚至郑州、开封的中学，走出了封闭的小村庄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：读书改变命运

　　上世纪70年代初的清华大学生李鸿智，在北京市水利气象局工作时，参与了密云水库建设工程，到河南省河务局工作后，参与了郑州黄河公路大桥、沁河大桥、新乡共产主义大桥的施工。退休后回到刘庵村，帮助撰写村史。他说，作为村里第二代读书人，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命运，那时，要从农村走到更广阔的天地，一是当兵，二是读书升学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刘庵村办起了扫盲班，帮助村民学文化。村里的第一批文化人当起了教师。杨美香，那时虽然是民办教师，收入低，但是她教书特别认真，为了教会一个字，算会一道题，她追到村民家中也要教会学生。因为工作突出，1955年，她光荣出席了河南省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。

　　杨美香的两个哥哥，一个弟弟，或当兵，或考上大学，都成了优秀人才。大哥杨美祥1950年高中毕业入伍，1952年入党，被部队推荐为优秀储备人才。1957年，成立高等军事学院（国防大学前身），杨美祥为办公室主任。他参加过珍宝岛自卫反击战，1971年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外事管理办公室外事部主任，接待过周总理、李先念等多位国家领导人和多国军事代表团，多次立功受奖。他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。二哥杨美诚，北京师范大学毕业，曾在北京67中、香山中学、蓝靛厂中学任校长，后到郑州大学任教。三弟杨美俊，北京钢铁学院毕业，为煤炭机械公司高级工程师。

　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尽管上学很苦，背干馍，蘸豆酱，但在尊师重教好民风的浸润下，刘庵村的孩子们勤学乐学，家长也是砸锅卖铁支持上学。李书鹤、李书鑫都是刚刚恢复高考后考上了河南医学院。目前，李书鑫在美国天普大学任教授。

　　刘庵村的农家子弟通过努力，从黄河滩走向了大城市，甚至国外，见识更广了。

　　新时代：读书促进文明

　　改革开放以后，随着黄河公路大桥的建成，刘庵村桥头“哨所”的位置凸显，经商浪潮席卷两岸，但耕读传家的民风始终引领村民高度重视学生教育，他们不比谁家的楼房盖得多高，只比家里出的学生多少，因为十年树木、百年树人的思想意识深深烙在了村民心上。

　　二组村民杨默俊的女儿杨小新，硕博连读，目前在中国科学院上班。二组村民张素勤家里非常贫穷，但是她教育女儿韩亚萍发愤攻读，孩子非常争气，从郑州工业大学毕业后，到厦门大学读研究生，后到美国留学，又到德国读博士。母亲张素勤教育她“中国是咱的家”，韩亚萍毅然拒绝外国机构的挽留，回到清华大学生命学院工作。

　　为促进乡村振兴，提升文明素养，村“两委”明确提出“教育兴村、产业富村”的工作思路和“每户至少培养一名大学生”的奋斗目标，全体村民也逐步认识到：教育不但是改变个人命运的关键，而且是助推乡村长远发展的支点，摆在刘庵村面前最好的发展路径唯有崇文重教、尊知尚学。

　　村里将崇文重教理念纳入村规民约，扩建农家书屋，弘扬厚植耕读文化。村部广场开辟专栏，宣传早期从村里走出去的大学生，每年将考上大学的学子名册张榜公布。有了榜样的力量，村里家家户户比，家里兄弟姐妹比，“崇文尚学”在刘庵村蔚然成风。

　　好学风带来好家风，好家风促进好村风。村里打闹争执的少了，唱歌跳舞的多了；旧风陋俗少了，新人新风多了。村民争当“好媳妇”“好婆婆”“好村民”，户户争当“五星文明户”，村风持续向好向善，村民幸福指数节节攀升。（张萍萍 李豫）